欧进入美国的新移民,特纳则十分害怕。他害怕美国原有的血缘,即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体的高贵血缘被那些高生育力的新移民逐渐淹没。他把这个进程描绘为“旧血缘让国际劳工大军和平征服”(注:爱德华·N.萨维其:《美国历史学家与欧洲移民》(Edward.N.Savich,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European Immigration),纽约1965年版,第136页。)。由此可见,特纳所创立的“边疆论”实质上仍是一个宣扬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体,蕴含着浓郁的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的美国本土论。由于特纳的“边疆论”的这种特殊“内涵”迎合了美国社会日益强盛的“盎格鲁遵从论”的潮流,因而“边疆论”自问世后得到了大部分美国人的认同,成为美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本土种族优越论”的观念,即“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的变体,随着“边疆论”影响的日益社会化而逐渐植根于美国本土人的思想之中,成为构建美国“排外主义”思潮的理论武器。Р“种族优越论”理论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来自美国19世纪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共分三种形式,即正规教育、宗教体验(Religion Experience)和辅助教育。Р19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家,人文主义者威廉·麦古菲编撰了一套美国正规教育的教材,全称为《麦古菲读本》。该读本共分6册,由易至难,为6个不同年级的学生设计。在读本中,麦古菲强调教育不仅仅是教会人去读书和写字,更重要的是教会人去正确思维。麦克菲读本所体现的这种“正确思维”就是如何做一个坚信美国本民族社会价值观的美国人。此外,麦古菲读本还强调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应是一个新教徒而不是罗马教或犹太教徒。这种正规教育模式宣扬了一种“美国至上”的思想,强化了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至上”的意识(注:丁则民:《19世纪美国教育与20世纪美国的“恐外症”》,《安徽师范大学报》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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