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的文化内涵对理解元末诗坛的审美倾向有着辅助作用。Р 在?}咏中,文人们着重推崇的主体是梅、兰、莲、菊。高新甫在《四爱题咏》中作诗一首,其中有诗句曰:“爱菊隐逸情,爱莲清洁志。爱梅违世俗,爱兰绝世累。”隐逸、清洁、违世俗、绝世累,是作者提到的四种花的内在特质,这四种特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坚守高洁清廉的志向、抛弃名利和世俗。马伯庸受到虞集的邀请,作诗写道:Р“幽兰有真性,佳菊有至节。娟娟出水莲,露下玉洗白。杲杲空谷梅,岁宴立冰雪。属爱在君子,畜之以为德。”马伯庸的诗中,给读者展现的是一幅这样的图景:在幽深的空谷中、在清澈的湖水里、在静谧的山谷内,梅、兰、莲、菊,柔美而高洁、明亮而刚毅地盛开着,它们不以环境的清冷而放低姿态。由以上所引述,文人们所赞颂的,其实是隐士在隐居之后仍然注重自身道德的修养,不放松对自己人格品德的锻炼和要求。这种品质恰好是与叶氏父子的身份与追求相应的。虞集在序言中以周敦颐爱莲为例,说明了君子对于香草名花之爱,注重的是物中寄寓着人的品格:“不蔓不枝者,纯一不杂之谓也;亭亭净植者,中立不倚之谓也。此其所以为可爱者乎。叶君隐居辟地,其必有得于此。”在虞集看来,叶氏父子辟地隐居,种植梅、兰、莲、菊于庭院之中,正说明他们心目中高尚人格的最高境界与这四种花所蕴含的内质是契合的,“纯一不杂”“中立不倚”,正是他们所看重的刚正不阿、甘守贫贱的人格魅力。程登庸所言:“去年夏……道过焉,爱其显而隐,驻车纵步者久之……”叶元翁和叶凯翁隐居在四爱堂,“竹外车马憧憧而嚣尘不到,清琴横床,儒书堆案,不矜名,不眩能”。隔绝了喧嚣世俗,享受着清闲雅致的生活,这是隐士所追求的。夏紫清的“菊芳梅绽清诗骨,兰秀莲香素道心”、揭?菟沟摹岸曰ū隳馐獒缡浚?学道唯求接素王”,描绘的是叶氏父子在隐居之后,依然严格修身、保持健康的人格、用儒家的道义来要求自身的图景。以上都是《四爱题咏》所称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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