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特别通过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趋向的对比与思索,分析了为什么不会有中国的哥伦布?他从宋元以来中国向海上发展的趋向,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优势,郑和下西洋,哥伦布航行和达·伽马航行这三大航行的对比出发,着重分析了相似历史外表下的不同内涵。首先,哥伦布、达·伽马的航行是西欧中世纪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对商品与市场的需求,特别是对东方的香料与金银的需求所刺激,是被一种内在的经济力量所推动的结果。而郑和航行却是在另一种背景下进行的。他的动力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他的海外活动完全着眼于国内政治,下西洋主要是为了确保南洋海道的畅通,以重新确立海外册封制度,满足封建君主“君主天下”“御临四方”的虚荣心。其次,郑和航行于哥伦布、达·伽马航行的组织形式完全不同。哥伦布、达·伽马航行是私人集资的海外探险活动,其船队规模和人员都不多,这正符合商业资本主义远洋探险的性质。郑和航行是由中央集权的皇权组织的官方出使海外活动,其船员每次都在2万多人,这实际上是一支海外远征军。第三,对比中西航海的发展趋向,罗氏认为,15世纪到18世纪,西欧,中国,日本都具有向海洋扩张的历史机遇,但只有中国具有在海洋和大陆同时推进的历史机遇,而却很少有同时推进的现实可能性。因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之前,很难有一个陆上国家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由于中西王权结构之不同,决定了它们所支持的远洋航行的不同导向,这就是说,郑和航行终归导向强化大一统皇权主义和维护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体制,而哥伦布、达·加马的航行则导向削弱贵族封建统治和勃发商业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利用历史机遇帮助新经济趋向的发展,郑和也就失去了扮演哥伦布或达·伽马角色的可能性。如果明王朝是一个类似南宋那样的弱政权,政治支配经济的传统及制被弱化而不是强化,那么也许不会出现郑和式的远洋航行的浩大场面,而是民间航海的较自由发展,中国在南洋方面的长期开拓未尝不可能出现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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