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空间性的世界,人只是空间的一个部分,而且是被动的部分。我们可以说空间型小说对于世界的这种认识,过于低估了人的主体性价值, 低估了人的内面性对于世界的意义,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种观察方式,恰恰为我们认识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口——对于人的主体性的重视,把作家的眼光过多地引向了人,人仿佛可以主宰一切,也许这在长时段历史长河中看,是不错的,从阶级论角度看,一个阶级整体在历史长时段背景中的整体主体性可能也有这种力量,但是,小说要面对的是一个个个体,从短时段来看, 在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个体的人其主体性可以达到改变空间,不是他适应周遭, 而是周遭因为他而改变的“主体性”地位呢?个体的人的普遍性生存状况,可能并不像我们以往所认为的那样有力,相反他们可能更多地处于对空间的无力状态。四、空间小说为我们提供了某种认识论装置:它能用和以往完全不同的眼光发现空间中隐含的那些隐秘的结构关联,在主体论(人类中心论) 、主客二分法、传统政治学、历史主义、决定论等光照下无法发现的空间内在的衍生、更替、消长的逻辑,它对人在“现代性”背景下的被动性“处境”的观察和发掘极其有效。薛燕平依赖这种认识论装置,复原了胡同这个空间的本原性面貌,为我们认识北京这样的现代大型都市空间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我们在高楼大厦和办公白领之外,看见了一个更为隐秘,也更为真切的北京。因为“空间型”小说这个认识论装置的存在,胡同在《琉璃》中才避免了被奇观化、浪漫化、理想化,胡同作为“空间”的意义,才真正地被作为“空间”来收到本原性地对待。 i《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柄谷行人著,三联书店 2003 年1月版, P4 ii列斐伏尔:《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转引自《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包亚明,上海教育出版社, P97 iii《景观社会》,居伊·德波著,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3月版,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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