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充满向往。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开始就是错的,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创造前提的革命是不应该发生的,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也被证明是过时的。所以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共产党的历史采取了虚无的态度。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重新泛起,正是同这样的国际背景相关联的。十月革命的合法性论争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列宁其次,它是对西方反共势力企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一种呼应。195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一场演说中,就提出要在苏联内部找到同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人,找到资产阶级的同盟军。他建议把布尔什维克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对列宁主义的狂热。他还建议从青少年抓起,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把青年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1957年7月2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几乎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这种“和平演变”不是一两代人能实现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有记者问:“赫鲁晓夫的孙子是否将有自由了?”时,他回答说:“我并没有对这件事定过日期,但是,我愿意这样说,如果他继续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他们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希望于共产党的后代,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的谈话中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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