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正是这句话,苏轼被扣上了“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能马上定罪的。偏偏凑巧,苏轼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苏轼。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最终,在种种事件,博弈之后,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政治毕竟不是做文章,文章中的豪言壮语,往往经不起现实生活的轻轻一击。乌台诗案使苏东坡开始认识到,自己过于天真,过于单纯,根本对付不了官场上极其复杂的人事斗争。由此,苏东坡开始对仕途心灰意冷,并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了佛道思想。? 作家的心态如禅眼,一经转变,其关注点和着力点必然发生变化。仔细研读东坡后来的诗词文章,我们就会发现, 作品少了一些火气,多了一些恬淡;少了一些豪迈,多了一些空灵。而这种恬淡和空灵,恰恰是日常生活中人的思想常态。从张狂回到常态,标志着作家感性的成熟和理性的回归。?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诗案之前,自 1071 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全文预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