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朱次琦佚文2篇,今略作考释,兼结合《朱氏传芳集》、《粤东简氏大同谱》、《读书草堂明诗》四卷本补正其生平事迹中的若干问题。朱次琦佚文四篇考释朱次琦佚文4篇,即《答门人康达节书》、苏轼贬谪岭南,已是年近花甲。经历了几十年的宦海沉浮后,他对政局的认识也越加深刻。他渴望能够在秽浊的官场中洁身自好,所以产生了希望晚年能象陶渊明一样“逃禄归耕”的念头。在贫苦之极,苏轼又怀着与陶渊明强烈共鸣的情绪,讴歌“君子固穷”的节操。(见《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所以,它具有一种从事现实战斗的力量。正因为这样,这些高歌“出世”的诗篇,也就成了向黑暗势力进攻的一种特殊武器,才与那些表现积极入世的诗篇貌离而神合,“出世”与入世思想很好地统一在诗人身上。从而保住诗人完善的人格。在苏轼的三百多首岭南诗中,社会政治诗所占比例并不多,然而表现其忧国爱民思想、志欲及物的胸襟怀抱这类作品却是不少。就是在明显高歌出世的一百多首和陶诗中也不乏此类。因此,尽管在数量上表现超凡出世思想的作品占了优势,构成苏轼岭南诗主流的还是其“济世爱民”的思想,更何况象上面论及的苏轼这些超脱的诗篇,也不尽同于那种放弃了对生活的责任,一味沉溺于江风山月、充满了灰色情调的颓废派作品。当然,我们也无须否认,苏轼在接受佛老达观思想的同时,也难免受其消极因素的影响,有时流露出悲观、虚无的东西。象诗人在谪居儋州时写下的《纵笔三首》(独立斜阳数过人),就表现出种伤感落寞的情调。但毕竟极为少数,在苏轼岭南诗中,无足轻重。综上所述,我们以为,苏轼并未隐退,也从未真正地“归田”,而是通过诗作表达出一种超凡出世的人生态度。苏轼的这种出世,并不象李泽厚所说的:是苏轼“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美的历程》)而是积极入世思想的一种变态形式,本质上是入世的。(作者单位: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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