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西化)。在这历史大背景Р下,避免随波浊流和屈膝投降,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固守自家文化的价值和传统,Р实乃东方文化复兴的第一要义——没有一点儿自信,何谈光明未来?Р其次,季羡林立足于东方文化独特价值的探索。?西方文化之所以难孚众望、 必然没落,Р是因为它生了“病”,其“病根”就在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而东方文化则能诊治Р其“病”,药方即“主客合一”的思维方式。季羡林以中国文化为例,认为中国文化历来Р主张天人合一、人际和睦与身心和谐,故可以有效化解西方文化带来的征服自然、人际冲Р突以及身心疲惫等“现代文明病”。Р第三,季羡林主张“西化”与“东化”兼行并进。?“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自然不好,Р东方文化奉行“拿来主义”,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养分,是必要的。但鉴于东方文化自有Р其独特价值和优势,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的不平衡、不对称现状,季老明确提出东方文化还Р要奉行“送去主义”,亦即要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地向世界推介东方文化,把“西化”和Р“东化”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东西文化的互补与共荣。Р大体而言,季羡林的“东方文化复兴论”,是对甚嚣尘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Р批判,是用东方人的眼光审视人类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期待并自信东方文化的伟大Р复兴。与巴勒斯坦裔美籍学者萨伊德“东方学”有所不同的是,季羡林坚持用东方文化而Р不是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学术概念描述东方文化和人类未来图景,从而避免了把东方文Р化视为“他者”和“异域”自我殖民现象,从而再次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季羡林尤其关注中国文化的重建与复兴,认为中国文化是Р东方文化的主体和代表,批评用“接近病态的媚外心理”来“病态地贬低自己文化的氛Р围”,提出“大国学”的概念。季羡林一生坚持用纯正的鲁西北乡音说话,中国文化对他Р来说即是永远的“故乡”和“家园”。这些,同样是季羡林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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