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麽主义不主义。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的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 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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