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中国传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走出了高速发展的历史通道,后来的学人很难超越华夏诸子在东周列国时期提出的精妙见解,这大概是因为大一统国家刚刚出现,而春秋战国火热嘈杂的争鸣已经成为往事的原因。自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写法后,先秦的编年体史书模式遭到了主流学者的摈弃,而这并不利于学者们总结历史规律。事实上,这种学术瓶颈直到宋朝才有所转变。北宋时期,中国出现了时间跨度达一千三百多年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编年体史书显然比纪传体史书有着更强的规律总结能力,在此基础上,明清时期的一批大儒开始重新思考战国先贤所思考过的问题。比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变三消说,他认为中国历史经历了邦联国家,联邦国家和专制帝国三个阶段,而每一次演变都是革命性质的,王夫之认为,商周之变和周秦之变是影响最大的两次政权更替。同时,他观察到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力量消长,并提出宋以来的中国进入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轮流执政的时期。可见,自王夫之起,学者们已经不满足于叙述和评论历史事实本身。进入现代以来,李四光院士和翁文波院士分别从地磁周期和时间序列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历史的周期性问题,葛剑雄教授在阐述了统一和分裂的事实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历史分合的逻辑。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或者难以看到原文(李四光院士和翁文波院士的论文原文已经无法查找,只能从林语堂的著作中一窥痕迹),或者失之系统化:如葛剑雄教授的著作,他虽然探讨了统一和分裂的标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统计结论,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统一时代和分裂时代之间的逻辑关系。又比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王夫之发现了禅让制,封建制和帝制(如果他活到现在,他会说共和制也是递变的结果)之间的递变性,但缺乏对这一现象背后动因的探索。探讨这个问题的先辈们也许在细节上发现了治乱循环背后的某些具体因素,但是,从未有一个人能够系统地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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