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少数人”。他要通过于连的生命历程来揭示幸福的真谛,对于他来说,人世的一切关于地位、金钱、荣誉的追求都太俗了,它只能使人陷于痛苦而无法自拔,于连要的是不受任何羁绊的、完全的自由,而只要在人世存活,便难免受制于人际关系,难免陷于对欲望的追求,所以于连可以在享受到极致的幸福后完满地死亡,同时通过死亡获得幸福的极致——绝对的自由和安全。巴尔扎克则是一位绝对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毕生都以对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纯粹的金钱关系以及为了追求金钱而制造的罪恶的描绘、揭示为己任,无论我们如何从道义上批判它,也难以否认金钱对人的腐蚀和人对金钱的崇拜这一事实,巴尔扎克如实地描绘金钱所取得的胜利,所以拉斯蒂涅并没有如我们所愿看到的那样最终幡然醒悟。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只有宗教才能救赎人类的罪恶与灾难,他想通过《罪与罚》阐释这一思想,所以虽然拉斯柯尔尼科夫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还是在传递福音的索尼雅的引导下向人类的法庭妥协、向《圣经》寻求出路,为了促进这一转化过程,作者还有意安排主人公在狱中因不信教而受到其他囚犯的孤立,似乎同样的罪恶只要信教便可以得到原谅。这三种结局——不管是死亡、堕落还是逃向宗教的麻木,都带着浓郁的悲剧意味,在道德要求与个性合理发展的矛盾中,人被毁灭或者被异化。保持理性的不得不选择死亡而留存的全凭本能支配。结论 于连、拉斯蒂涅、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挣扎源于他们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对自我价值的充分肯定,这正揭示了他们各自所处社会的一种道德失范状态。高兆明先生如是解释道德失范:“在这种状态中,社会既有行为范式、价值观念被普遍怀疑、否定,或被严重破坏,逐渐失却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力与约束力,而新的行为范式、价值观念又尚未形成,或尚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对社会成员不具有有效影响力和约束力,从而使得社会成员发生存在的意义危机,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在现象界形成社会缺少某种正常交往秩序、行为规范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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