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百合花》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三《百合花》是一出悲剧,首先是一出爱情的悲剧。小说开始用温馨浪漫的笔调刻画了“我”与通讯员的相识、相知、相恋、相思,然后又用凝重的旋律将这场爱情悲剧渲染得荡气回肠。但是,作者巧妙地把这场“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置放在战争的背景之中,又使得这种浓浓的悲剧意识不在于爱情本身,而是爱情之花凋谢之后,激发人们对生命的关注,对个体生命的认识。对个体命运、人类命运的观照,对人的存在意义和生命意义的思索,这正是中国当代文学战争题材小说主题意义所缺失的。《百合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突破,它打破了战争文化心理特征中的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单一模式,用浓浓的悲剧意识写出了她对战争的认识,对生命的关怀。小通讯员这个年轻美丽的生命,这个纯朴善良的生命,这个尚未体验爱情享受爱情的生命,就这样凋谢了。这里所谓的人性美、人情美在生命的面前也黯然失色,因为对于生命,只有活着,才会存在,只有存在,才有价值,正如史怀哲所说:“我是一个生命,生命的意愿是生存。在我的生命意识中,带着对毁灭和痛苦的恐惧,渴望更广阔的生存和快乐。”《百合花》它直面的是生命。生命的毁灭,是对战争的否定与诅咒;生命的毁灭,超越了人情和人性,是对生命意志的讴歌,是生命的美丽与张扬!这才是《百合花》悲剧意义的全部内涵,是《百合花》的真正主旨所在。注释: ①④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J〕1958年第6期. ②⑤⑧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 ③⑥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 ⑦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 ⑨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青春〔J〕1980年第11期. ⑩席勒.论悲剧艺术.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G〕(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11月. 袁俊华,河南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科学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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