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强。但其缺陷是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决定法律位阶受限,对民事权利和刑事犯罪等内容无法规制。因此,如果采取此种方法,要保证数字货币的安全流通,就需要依靠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来对货币所有权转移以及伪造、变造货币等问题作出扩大解释[6]。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出台全国人大特别决定,对数字货币在发行和使用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作出专门规定。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其立法层级比较高,不存在上述观点的缺陷,能够一次性解决相关法律问题,并且与出台法律相比立法程序又比较快捷。其缺点是全国人大特别决定一般不能有较长的篇幅,对于数字货币发行和使用中的具体问题无法做出详细规定。还有观点主张对数字货币发行和使用过程中涉及的多部法律逐一地进行修改,这种方法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会减少法律的冲突,体现法律的严谨性,但要耗费很长的立法周期。综观上述观点,笔者认为较为彻底和周全的方式即制定专门的《数字货币法》。采取这种方式,首先法律位阶提高了,进而能够通过这部法来解决数字货币在发行和应用中所面临的所有法律问题,最终给予数字货币更为完善的规制和保障。虽然推动一部新的法律是不易的,会经历复杂的过程和漫长的等待,但是这种方式对问题的解决是较为清晰和彻底的,也更利于未来数字货币的发展。参考文献: [1]郑昊宁,周小川.数字货币意味着什么[OL].新华网,2016(02). [2]刘向民.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法律问题[J].央行数字货币探讨与研究,2016(17):18-19. [3]张正鑫.央行探索法定数字货币的国际经验[J].央行数字货币探讨与研究,2016(17):29. [4]赵岳.数字货币是货币进化的必然[J].中国总会计师,2016(02):147. [5]盛松成,蒋一乐.央行数字货币才是真正货币[J].专家论坛,2016(14):13. [6]王雪玉.数字货币之于中国[J].金融科技时代,201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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