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蒙受了奇耻大辱,虽然处于痛不欲生的境况,但是他写作《史记》的决心没有动摇,他用历史上那些处于逆境的先贤激励自己,以超人的毅力,最终完成了这部伟大的史学名著。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品格,他们不屈不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甚至甘愿以身殉道。明朝末年,宦官专权,朝政腐败。东林书院的主讲顾宪成带领志同道合之士与宦官恶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被称为东林党。由于东林党人的斗争矛头直指腐败朝政,熹宗时,被阉党头子魏忠贤残暴镇压。东林党精神的最大特点是关注社会政治,忧国忧民,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可贵精神,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士人的依附性,使他们的知识价值取向和人格的独立性都大打折扣 。 应该看到,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和参政意识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是强化了做官意识。在专制的家天下时代,士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往往要通过入仕为官来实现,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官员的名额有限,于是,无数儒生士子拥挤在“学而优则仕”的狭窄通道上,为入仕,他们刻苦攻读,皓首穷经;为保住官位,他们争宠献媚,甚至互相倾轧,最终成为封建统治者的驯服工具和掌中玩物。 其二是重政治,轻科技。古代士人迷恋仕途,热衷参政,加之历代封建统治者轻视自然科学,认为科学技术不过是“器”,是“艺”,是等而下之的东西,因此,中国古代无官职的自然科学家、发明家的社会地位不高,他们至多在正史的“方伎传”中留几笔,而不能与政治家相提并论。这种观念造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知识结构不合理,更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缓慢。 其三,古代士人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他们只能作为统治阶级的依附体而存在,如果不去依附统治者,不仅没有社会地位,甚至连生计都成问题。士人的依附性,使他们的价值取向和人格的独立性都大打折扣,保持正直的品格和社会良知都有相当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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