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的人”,被赋予了某种不光彩的色彩。“广场舞大妈”被贴上了缺乏规则意识与公共精神、自私自利、毫不考虑与尊重他人的利益与权利甚至“坏人变老了”等五花八门的标签,遭遇了他人的“有色眼镜”。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有句名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一些年轻人看来单调乏味、毫无意义的广场舞,那么多的大叔大妈们为何乐此不疲、欲罢不能?广场舞的出现,不仅满足了中老年人健身娱乐的需要,还满足了他们社会交往的需求,为他们提供精神慰藉与情感支持,成为他们与自己和解、与群体交流和对社会融入的一种渠道。在一个盛行“浅阅读”的时代里,“广场舞大妈”很容易遭遇蜻蜓点水、断章取义的解构。“广场舞大妈”被集体抽离了个性与特点,被视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被硬塞在一个共同的身份之中,接受相似的对待,规训出相近的反应来,成为符号化的边缘群体。实际上,“广场舞大妈”热闹狂欢的身影背后,也有不为人知的爱与痛。不论是将广场舞作为一种解压的方式,还是将广场舞当成一种价值实现的通道,抑或为了对抗孤独,“广场舞大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原子,他们也被嵌入形形色色的社会网络之中;他们不是冰冷、麻木的机器人,而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欲望的普通人。年轻人会遇到的情感问题与家庭矛盾,老年人同样也会遇到。真诚的态度,真实的力量,让《广场上的舞蹈》具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只不过,能够呈现在纪录片里面的,终究是少数人;在屏幕之外,依然有许多“有故事”的中老年人。在外人眼中,他们是蛮不讲理、缺乏文明素养的“恶人”“坏人”;在他们自己心目中,广场舞帮助他们回答了“我该如何存在”的问题。著名演员陈道明曾说,“每一张脸怎么会是一样的呢?是你没看见他们每一张脸的样子。”这句话,同样适用在“广场舞大妈”身上。创新社会治理,正视中老年人的精神诉求与情感需要,用制度化、规范化渠道容纳广场舞,对“广场舞大妈”进行约束与规训甚至惩罚;对“广场舞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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