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之后回到万科,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发表南方谈话。当时我就打消了很多别的念头,比如出国留学,准备踏踏实实地把万科做好。因为从这件事我看到了中国对改革的宽容度,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广阔天地大有所为。所以后来说“国进民退”之类的,我一点也不担心,这些都是改革中常见的现象,是波浪式的向前推进。在哈佛、在剑桥,都有教授对我现在的状态感到吃惊,他们都问过我相同的问题。我是一个还在增长的、全球最大的地产公司董事长,居然可以如此自如地离开公司做研究,他们问,你是怎么管理时间的,是怎么管理公司的?我的这种方式在中国是很少见的,在西方的文化背景里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并不是很得意,因为这是中国的环境给了我和万科很大的机会。在西方很成熟的商业环境里,竞争非常激烈,边际效益很低;但是中国还在增长中,你稍微管理改善点就有回报,所以并不是万科的管理比西方还好,是中国的高速增长给了我们机会。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在中国大有所为。我很享受在剑桥做研究的生活,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生活可以这么自如。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古老的校园里穿行,远远看见那棵苹果树,感觉和牛顿这样的伟大的灵魂为伍。下午喜欢在咖啡店学习,看着夕阳在水面上慢慢落下,真的太美好了。在哈佛时,经常熬到凌晨三四点,才终于把作业做完了,真可怕,把一个难题做出来就会高兴那么一会儿;到了剑桥就不是苦苦挣扎了,晚上看书、做选的课题,做着做着就听到鸟叫声了,一看表,四点钟了,觉得该休息一下,也能很快睡着,第二天精力充沛。这种感觉好像是自己已经有一脚踏进了自由王国。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医生,当侦探,当战地记者,没想过做企业。现在我的好奇心依旧很重,我自己觉得自己的心态还很年轻,2008年我感到自己还像一个“青涩的苹果”。现在我要感谢这个大时代,如果我早生20年,20多岁刚好赶上反右,我想我不是打击右派就是要被打成右派,我绝对不会是中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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