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观和他们的社会生活有着什么必然的联系呢?魏晋时代是政治十分混乱、人民极其苦痛的时代。惨酷的、连绵不断的战争动乱造成一片荒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占据统治地位的门阀士族阶层,是依据军阀势力的上层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有种种世代沿袭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士族与地主阶级中的庶族之间,固然界限分明,就是士族与士族之间,也是等级森严。统治阶级内部经常火拚,显赫一时的家族往往倾刻沦为阶下囚。“人无百岁寿,常怀千古忧。”对生命短促、人生坎坷的叹喟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面对悲伤苦难、不可捉摸的人生,玄谈成了一些人逃避现实的防空洞和附庸风雅的装饰品。所谓玄谈,就是高谈老庄玄奥的哲理。由于佛教的传播,玄谈之风在思想界更加盛行。受到尊敬和膜拜的不再是“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是“内在的思辨风格和精神状态”。记载士族阶层遗闻轶事的《世说新语》所津津乐道的“并不是功臣名将们的赫赫战功或忠臣义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倒是手执拂尘,口吐玄言,扪虱而谈,辩才无碍”。魏晋的壁画和雕塑所表现的长脸细颈、削瘦病弱的身躯,看破红尘、飘然欲仙的风度,智慧思辩、高深莫测的笑容,完全体现了清谈名士的审美观,而他们的审美观又恰恰是魏晋社会生活的产物。同魏晋相比,唐朝的壁画和雕塑风格大变。人物形象由骨瘦支离变得雍容大方,“丰满圆润的女使替代了瘦削超脱的士夫”,甚至连马的形象也由精瘦变得肥腴。这种变化同唐朝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唐朝是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政治局面相对稳定。初唐时期实行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门阀士族开始走下坡路,中下层地主阶级日益得势。经济上出现繁荣景象,“公私仓廪皆丰实”。在这种社会氛围和心理情绪影响下,壁画和雕塑以生活安定殷实的统治阶级人物为标本,自然是体肥脸胖。所以,“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的转变并非艺术本身所能决定;决定它们的归根到底仍然是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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