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要让他在舆论的苦海里吃够了逆水行舟的苦头,再来拉他一把,将他从举国皆骂的骇浪中解放出来,这本是帝王学的一套玩法,可没想到这反倒将他推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上去了,使他走向“礼失求诸野”。有朋友来劝他“弗发一议,弗出一谋”,他说:“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理,苟有所见,岂可不言?”官可以辞了不做,但话却不能不说。谈判中,相持不下时,威妥玛离去,他急以书告沈桂芬,让沈派人追留之。后来,他得知李鸿章已派人追去上海,就说:谈判快要结束了,我要准备动身了。他认为,威氏离去,是“亟欲得一转旋之法”,以结束谈判。因为,那时德、法两国正与土耳其交战,英国要去参战,其势难以顾及中国。就这样,谈判终于有了结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条约签订后,威妥玛便日日来催,将总理衙门的门槛都要踏破了,催他尽快上路。临行前,太后又召见了他一次。先问他何日启程?他说以十日为期。又问他何时到达?他说由天津而上海而香港而西洋,计期四十五日可抵达英国。接下来,便语重心长,告诫他:此事当为国家任劳任怨。他说谨遵圣旨。还特别嘱咐他:汝二人须要和衷!他说是。二人之中另一人便是刘锡鸿。召见时,刘也在,后来正是此人坏了他的事。然究其祸水端倪,在“和衷”二字,于无形中限制了他的权力,对刘的权力意识则是个隐蔽的提示。2、日记风波清朝有个规定,要出使各国大臣写日记。日记要将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详细记载,随时咨报。郭嵩焘本来就有写日记的习惯,朝廷又这样要求,他就写得更勤了。从上海出发,行至伦敦,用了51天时间,他每天都写,一直写到伦敦。一到伦敦,他就开始整理日记,钞寄一份,给了总理衙门。这份日记,两万来字,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为名,将它刊印出来。书一问世,就引爆了舆论,让“爱国主义”者们,大跌了一把眼镜。有个名叫何金寿的人,时任翰林院编修,为日讲官,出来弹劾他,说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于是,皇帝下诏,申斥了郭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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