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了自由诗的形式。郭沫若一方面强调“形式方面我主张的绝端自由,绝端的自主”,同时又认为“情绪的世界便是一个波动的世界,节奏的世界”、“这儿虽没有一定的外形的韵律,但在自体是有节奏的”Р三从《星空》、《瓶》到《前茅》与《恢复》Р1923年《星空》: 构成其形象体系的依然是地球、大海、星辰与太阳,但却完全变化了色彩:由“五四”高潮期的乐观、昂扬,跌入退潮期的苦闷、彷徨。技巧却趋于圆熟:结构更严紧,语言更凝练、含蓄,感情也更深沉。Р 1925年《瓶》: 爱情题材,想象奇特。《第十六首,春莺曲》Р 1923年《前茅》(1928年出版)、1928年《恢复》:标志着郭沫若诗风的转变。因为过分强调诗歌与政治的联系,郭沫若放弃了最适合自己个性、气质、才能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而从根本上失去了自己的艺术个性。Р四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题材的剧作Р 第一个十年郭沫若写出著名的剧本《三个叛逆的女性》(《卓文君》、《王昭君》、《聂荧》),在历史人物的“骸骨”里吹进了“五四”时代精神,“借着古人来说自己的话”。Р 第三个十年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写出了《虎符》、《屈原》、《棠棣之花》、《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等历史剧。郭沫若提出“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Р 郭沫若根据他对战国历史的研究,认为“战国时代,整个是一个悲剧时代”,里面有悲剧精神。郭沫若就力求真实地反映这一历史悲剧精神,并注入剧作家在他所生活的现实(抗日战争大后方)中所感受到的时代悲剧精神与时代所提出的反抗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民主要求。因此,在郭沫若笔下的悲剧主人公屈原、如姬、高渐离、聂政等,都是时代所塑造出来的真正的“人”,具有极其崇高的人格美,他们是民族的精英,集中体现了民族的道德美;他们自觉意识到“以仁义思想来打破旧束缚”的历史要求,自觉为争取人民的生存权利,民族的独立、进步,国家的统一,反对投降、分裂与倒退而斗争;但他们都不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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