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郑介石者来见,其人为学尚有条理;又有顾颉刚者(亦助教)亦来,亦能用功,然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此亦自然之结果也。(35、36页,1984)“然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不知是否系说顾颉刚的疑古论调近于白鸟库吉辈,但王国维对疑古运动显然持批评态度。王氏196年8、9月致容庚信说:此段议论前见《古史辨》中钱君玄同致顾颉刚书……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此弟所不敢赞同者也。(437页,1984)这虽然是批评钱玄同,但也可视为对顾颉刚说的态度。顾颉刚不懂日文,对他深入了解白鸟库吉和桥本增吉说是有困难的。但日文中汉字多,以顾氏的水平,初浅地了解一下文章的观点,特别是了解一下自己所熟悉的问题的观点,还是可能的。许多不懂日文的文史工作者,翻翻有关的日文论文,往往也有所得,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顾颉刚否定尧舜禹的论证,内容和白鸟库吉、桥本增吉有所不同,这也许与他不懂日文,以致不能深入了解有关。因此,如胡秋原言,将顾颉刚兴起古史辨运动的原因全部归结于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恐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王汎森认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关键性因素是以康有为作为代表的晚清今文家的历史观(5页,1987),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次要的因素值得正视。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就是其中一个不可轻视的因素。王汎森认为“白鸟氏的论点与康有为及崔适倒是非常相象”(同上)。其实,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与白鸟说更象。白鸟库吉认为“据史,三皇五帝早于尧、舜、禹,然传说成立之顺序决非如是,道教在反对儒教后始整备其形态,表现道教派理想之传说发生于儒教之后”,虽然没有如顾氏概括出“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古史辨》第1册第65页)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但实际上是以具体事例说明中国古代传说时代愈早愈靠不住,隐含了传说的时代愈早,传说成立的时代愈晚的认识。比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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