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了解。如果我放弃了,在德国也就没有第二个人研究中国文学了”。顾彬自豪地说。顾彬Р我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Р 把顾彬和“垃圾说”等同起来几乎成了一个惯性思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不是我第一个说的,是我多年前在汕头大学一次会议上听一位中国学者说的,他后来去清华大学教书了。我只是第一个向公众提出来罢了。”至今顾彬仍然坚持中国当代文学除了诗歌之外都不是太理想,“印象中好的作品有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张爱玲在香港发表的长篇小说。中国当代散文、小说、话剧都比较困难, 余秋雨知道怎么写好散文,但还不够好,最好的散文是北岛写的。小说呢?我觉得还是王蒙在1980年代写得不错,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我还没有去思考。那个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他的作品都是我翻译介绍给欧洲的,但把他和其他伟大作家相提并论就太可笑了,他差太多。所以,自从他获奖之后我们就决裂了。”谈到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顾彬还是坚持他的“语言说”,“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我一直说的,中国作家的外语不太好,无法读原著,就无法吸收其他语言以丰富自身的表达。”德国老头有点固执地说。有专家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没有了顾彬式犀利的批评语言,“我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不好意思批评老朋友。”Р编辑本段欧洲三大汉学家Р Р施寒微| 施舟人| 沃尔夫冈·顾彬Р桥本万太郎Р桥本万太郎Р 桥本万太郎,男,知名日本学者。主要致力于对《文海》、《同音》等西夏字典的语音研究上,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掌中珠〉和西夏文、汉文对音研究的方法》(日本《中国语学》第109号,1961年)、《关于文海的音韵组织——论西夏语言的韵》(日本《语言研究》第41号,1962年)、《西夏国书字典〈音同〉的同居韵》(日本《语言研究》第43号,1963年)、《关于唐古特语(西夏语)的“韵”结构》(日本《东方学》第25号,1963年),等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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