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精确性,但我认为他们更能贴近古人的心态与观念。此外,笔者将特别注重在具体的语境中对各种文献材料及田野资料进行比勘、考辨和分析,力求厘清制度的细枝末节,揭示黔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变化,弄清楚“中国”、“非中国”、“化外”、“内地”等概念在不同的时空中、不同的人群中流传演变的情形,并纠正一些历代学者习以为常的史实错误。笔者还将着力于事件的叙述和分析,除了想努力避免那种见物不见人的制度史研究外,笔者亦注意到,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东西,譬如“羁縻”政策等,如果脱离一定的场景和故事,仅就文献上的三言两语去分析和发挥,难免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只有结合人物的思想和行动,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其涵义。对田野调查的重视是本文的另一特色。自攻读博士学位以来,笔者常常游历于黔西北的千山万水间,走村窜寨,访察古迹,搜寻文献,体验风俗民情,聆听村民们对家乡历史的解读,并向彝文专家、世袭布摩、乡村耆老们请教彝文、彝礼以及地方掌故笔者调查的地区、单位主要有: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赫章县民宗局、威宁县民族事务局、大方县普底彝族白族苗族自治乡、毕节县清水镇、赫章县妈姑镇、兴发苗族彝族回族乡、雉街彝族苗族自治乡、珠市彝族自治乡、古达苗族彝族自治乡、等,这些县、乡、镇全部位于贵州省毕节地区境内。,十来万字的笔记、近二十个小时的录音、两百分钟的录像以及几十幅照片大致记录下了我的田野工作,它们除了弥补历史文献的不足外,还常常给笔者指示出新的思路。在田野经历的刺激性下,过去自己无动于衷的不少文献材料似乎都有了新的意义,许多只言片语、蛛丝马迹的记载,其实都蕴涵着区域社会发展轨迹的信息。现在距离论文答辩的时间尚有一年,开题报告结束后笔者将到北京、贵阳,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贵州省图书馆、贵州省博物馆等单位呆两个月左右,查阅地方文献。之后去昆明,在云南寻找有关黔西北的社会历史调查材料,一切顺利的话约需十天。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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