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社会的或者政治的紧张局面搅在一起。人们曾经认为,一种教堂建筑的风格适合新教徒[Protestants] ,而另一种适合天主教徒〔 Catholics 〕,虽然用于宣传目的的耶稣会〔 Jesuit 〕风格的观念已经被推翻,但事实依然是,新教阵营的艺术简朴性引起了一个争端,这使得天主教阵营更加迫不及待地利用图像和过度装饰的各种效果。甚至有可能,聚集在晶体化这个口号周围的 1912 年的年轻人,是朦胧地受到了科学术语的滋力的吸引,并受到了某种尚未系统阐述的看法的吸引,这种看法把坚硬、冰冷的晶体形状等同于生活的其他领域中反浪漫主义的倾向。换言之,这个极化了的争端可能成了那些尚未明晰的争端的象征或隐喻。是可能,而不是必然。因此,我们还是就此中断这一特定的思维倾向为好,免得我们从情境逻辑中出来又被引进心理学思考的泥潭。四艺术与技术进在语言中,也在艺术中,一些引起争端的革新令我们伤心(虽然这种伤心对我们帮助不大);而在其他领域,我们没有这种伤心感,因为有些革新可能是真正的改革,能够救死扶伤,参赞造化。在其他领域(我指的是科学),那些革新可以把我们带入更接近真理的境界,而真理正是我们追慕求索的对象。假使这些就是革新的目的(关于这一点不会引起什么争论),那么通常不难断定,在一个理性社会中会接受哪一种对传统的背离。因此,技术进步和科学进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开放社会中理性选择的历史。一旦证明青铜比石头锋利,铁比青铜锋利,钢又比铁锋利, 那么只要发明出这些替代物,介绍给把它们用于切削工具的理性的人们就行了。同样,波普尔曾经论过科学的进步,并且探讨过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中止或阻碍这样的进步——例如禁止自由探索便是其一。某些社会拒绝接受技术改良,这也同样是一个有关论旨的问题,例如,在所谓的不发达国家引进较好的耕种方法被证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其中原因常常为人论及。下面引用一段最近的广播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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