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疏导和社会大众的舆情引导。政府部门尤其是基层政府部门要充分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加强与民众之间的政策沟通、风险沟通,将重点放在对老百姓的教育、服务、疏导与风险意识培育上,关注社会风险的累积与放大过程,完善相应的约束机制,使民众在权益或利益受到侵犯时诉诸于合法渠道或手段,而非群体性集会、上访、静坐、游行、罢工甚至暴力,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除由政府部门采取应急措施以外,还应当由党委宣传部门牵头建立舆情监测体系,以加强对舆情的全面、准确掌握和分析,以指导应急工作和舆论引导工作的开展。参考文献[1] 陈春花. 组织行为学[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7 [2] 戴维· 迈尔斯. 社会心理学[M].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6 [3] 金盛华. 社会心理学[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4] 弗朗西斯· 福山.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 彭志华译. 海南人民出版社, 2004 [5] 刘子富. 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 6· 28 事件的启示[M]. 新华出版社, 2009 [6] 于建嵘. 《中国骚乱事件与管治危机》.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演讲, 2007 , 10 [7] 刘亚静. 群体性事件相关概念之界定[J] .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2007 [8]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 中国群体性突发事件成因及对策[M] .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9 [9] 童星, 张海波. 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下的再考量[J] . 学术界, 2008 [10] 孙建敏. 组织行为学[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11] 毕德. 群体心理的变迁与现代思想政治工作. 广西大学学报, 2000, 22 [12] 菅强. 中国突发事件报告[M] .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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