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感兴趣,并问我对美国感不感兴趣。我说当然。“那么我们给你一个机会到美国访问。”接下去,这个讲中国话的美国人问我想见哪些美国作家,我一口气讲出几个估计都健在的,但心里想,我想见谁得看谁想见我。等我挂上电话,发现十个手指尖都在打战。我除了对自己的坚韧自信之外,对我所具有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自信过。我从不结交朋友,因为我相信自己毫无社交魅力;我喜好穿着,那是我相信自己不够漂亮;我从不把小说推荐给任何人,那是我认为它们全是些辜负我的东西。我没有自信,因此我远不能潇洒地、泰然地对待这样一个消息的降临。连续几天,我激动得什么也做不了,并且不想与任何人讲话。十九岁那年,当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时,也兴奋得闷声不响了好几日,除了偶然向着一片空虚傻笑一下。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不安分了,不再想老老实实做个舞蹈演员,不再从早到晚穿着一双肮脏的舞鞋,毫无指望地蹦啊蹦,我瞄准了,或许有另一种成功的可能,一个大的转折或许就在前面等着我。直到我到了美国,我想见的大作家们绝大多数都没见着时,我才进一步明白,在我的祖国和这个国家之间没有平等可言;在我与他们之间更没有平等可言。因此我把这次访问看成自己某种意义、某种程度的成功,实在有些可怜。我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做一个平凡的人。我想我们十多亿之众的国家并不缺少平凡者,不必再向人人提倡平凡。战国时的大夫们,若三个月闲居,主张和思想不被采纳,自己不被任用,就有同僚来安慰他了,他也就耻于继续默默无闻地待在这个国家,而是驱车出走,到别国寻求重视。看来追求平凡也并非我们民族世袭的美德。第三部长篇《雌性的草地》,我写得极苦,这是个地道的“怪胎”,连修改都很难找到地方下手。它害得我写坏了脾气、胃口,以及与母亲的关系。母亲是在我的开导下和父亲离婚的,父亲是在我的支持下得到感情上的解放的。我通常是以又长又频繁的信来安慰感情上有伤的母亲,而这次却长达三个月我没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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