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三国两晋时期的历史撰述,讨论了历史撰述与政治的关系,分析了史书体裁的创建与演变,提出了撰史的“实录”精神和“信史”原则以及史家的博识和文采。Р主要内容:(1)史书的社会作用。(2)撰史的基本要求(信史)。(3)《史》、《汉》之比较。(4)编年、纪传之批评(5)提出了一些史学批评原则(详实、准当、文质辨洽、审正得序、约举为能等(6)最早的史学史专篇。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首次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分析和研究了史书的体例和编纂的方法,史学史意识更加强烈和自觉。? 宋代学者的史学史意识的发展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在认识上的明确和撰述上的丰富。北宋王钦若等编纂的大型类书《册府元龟》“国史部总序”实际上是一部关于历代修史制度的论纲。国史部十三门:选任、公正、恩奖、采撰、论议、记注、谱谍、地理、世官、自序、疏谬、不实、非才。《册府元龟》国史部以史实为主进行史学批评,它和以论说为主的《史通》相辅相成,可以看做《史通》的继续和发展。Р南宋郑樵的《通志·总序》是一篇关于史学评论的重要论文。郑樵论“会通之义”(《通志》总序)?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他极为推崇司马迁和《史记》,认为“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但又有两不足;“得书之路未广”,“博不足也”;“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雅不足也”。相应的,他批评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全文预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