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那时,在一座被他称为马格内西亚的美国城市里,他担任着两家制造公司的初级经理。白天工作时,他观察自己及同事们做事的实际方式。他的结论是,在正式结构和运行程序与公司实际运行的方式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在那个时代,管理的普遍理念是它是“科学的”,遵循着切实理性的方法来获得解决问题的唯一最佳途径。多尔顿表明,管理是一种利己的政治活动,涉及谈判、妥协,并承认不存在唯一的解决方法。多尔顿洞穿了商学院和公司企业所给出的作为人类行为理想模式的管理者的行为方式,揭开了现实:他们做事,是因为他们在工作,然后用组织的规章来为某些根据非常实用和实际的理由作出的决定赋予一种理性的假象。多尔顿给出了众多例证,在此仅举三例。某公司对零件和材料有严格的控制,这些零件和材料只有在出具货单说明用途时才能签字出库。然而,生产线的管理者却认为,手头直接存有这些零件和材料可以防止高成本的延误。为了阻止此类囤积,公司要求人事管理部门进行突袭式的储备审计。但检查人员在工作中也需要那些生产管理者的合作。因此,检查人员并不采取突袭式的检查,而是事先把话传出去,他们将于何时、沿哪些路线检查。生产管理者于是把违规的存货放在电车上,这样他们就可以快速地将它们转移出检查路线。结果是,检查者没有违反公司的正式要求,同时也保持了与生产人员的良好关系,让他们继续做事。多尔顿也关注职务的任命和升迁。他发现不少高级管理人员既是共济会会员,又是游艇俱乐部的成员,数量超过了正常比例。显然,他们之所以被任命,是因为他们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们善于操纵政治交易和战略交换的非正式体系,以达到目的。他们也是非正式小集团的成员,这些集团要求得到尊重。尽管这些特征不属于选拔管理人员的正式标准,但多尔顿从管理的角度表明,它们具有实际的意义。言辞与现实之间的差异的第三个例子,与权威的等级制和职务的权力相关。多尔顿曾工作过的那些公司遵循韦伯的模式——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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