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利尼克的《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以及曼杰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 曼杰施塔姆的回忆录《一线希望》、楚科夫斯卡娅的回忆体小说《严峻的历程》、瓦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河的故事》、叶甫益尼、金斯堡的《进入旋风》等作品后预言道: “将来一定还会浮现出更多这类著作,因为俄国不久就将进入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 ” 在五十年代俄罗斯大地仍然冰封雪闭时,索尔仁尼琴在铁丝网后面写道: 我知道,我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我知道,我已经接触到了一个伟大的秘密。在古拉格群岛分散的一个个小岛上,在同我一样孤独的胸腔中,这个秘密正在人不知鬼不觉地成长起来,为的是在未来的年代,也许是在我们死后,显露出它的威容, 汇成整个狂涛怒吼般的俄罗斯文学。一个民族的历史永远取决于那个民族对自己处境的正确认识,对自己命运的有想象力、有勇气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命运最终是民族主观精神自我显示的结果,而诗人作为民族意识、记忆和灵魂的最敏慧的触角,负有特殊的使命,尤其是在邪恶泛滥、普遍沉沦的时代,诗人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用艺术拯救世界的天职。正是这种通过民族(空间)和世纪(时间)表现人类本性、命运和无限性的共同选择, 使俄罗斯诗人具有二十世纪无与伦比的深沉、坚韧、感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比西方文学更自觉和更本质地体现了二十世纪的人类精神,同时, 也正是这种深植于俄国血肉生活之中的艺术力量,使俄国诗人拯救了俄国历史中的精神原型,就是以整个民族和一个世纪的声音对希腊哲人和丹麦王子那个问题的回答: 分手的时刻到了, 让我去死,你们活着…… 1867 年 10 月,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鲁宾斯坦为托尔斯泰举办的专场音乐会上, 当弦乐四重奏弹出柴可夫斯基的“D 大调如歌的行板”时,托尔斯泰突然啜泣了,柴可夫斯基本人深受震动。托尔斯泰此时正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半部,从“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转向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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