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关系的研究用力甚多’。在他看来,“社会世界是为词语而斗争的场所,而词语的严肃性(有时是词语的暴力)则应归结于这样的事实,即词语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事物,以及改变词语,或更一般地说,改变表象,已经是改变事物的一种方式”’。当然,布尔迪厄也指出当代哲学的一个不良倾向,即过分迷信语言的魔力,以至于“把学术评论视同政治行动,把文本批判视同抵抗的功绩,把词语秩序中的革命体验为事物秩序中的彻底革命”3。但毫无疑问,“社会学家的词语有助于创造社会世界。社会世界越来越多地受到物化的社会学的抑制。未来的社会学家(其实对我们来说已然如此了)将会越来越多地在他们所研究的现实中发现他们前辈的沉积物”4。时时注意反思的布尔迪厄,在这里其实也给了社会科学一个重要的警示:自然科学在给人类带来福扯的同时,也可能给世界带来灾难;而社会科学在帮助人们理解社会的同时,也可能给社会造成危险的后果,比如民意测验技术成为统治的工具。布尔迪厄在一次对话中,就对当年没有响应戈夫曼的倡导撰写一份反对滥用社会科学的共同宣言而颇有侮意。5即便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今天我们在描述、理解和诊释社会现实的时候,确实容易受到既定的社会学概念和思维定势的系统性扭曲。布尔迪厄又是如何从总体上来描述我们当今这个世界的呢?这涉及到布尔迪厄对整个人类行动世界的理解。对此,笔者尚未发现布尔迪厄直接的阐说,这与他无意于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系统理论的取向是一致的。不过,我们不难从他在《国家贵族》一书中对社会学的任务所作的开门见山的论说中找到大概的线索。布尔迪厄写道:社会学的目标,就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social universe)的不同社会世界(social worlds)中掩藏最深的结构,以及旨在确保它们的再现或Cambridge: Polity Press,Cambridge: Polity Press,严禁用作商业用途请于下载后24小时内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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