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内水满,民皆避居于长安门前后。”细读以上文字,我们不难看出,康熙连续两天提醒臣僚要防范北京内涝的可能性,绝非心血来潮。从1473年(明成化九年)到1713年,京城数次内涝灾害的历史教训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壬辰、癸巳年应多雨水”之说是以比较丰富的历史依据为基础的。根据北京社科院尹钧科先生的考证,整个清代历史中,壬辰年和癸巳年北京大涝的几率“八九不离十”。清代之后,1952年(壬辰年)北京先旱后涝,数十万亩农田因涝受灾。1953年(癸巳年)北京地区因涝受灾面积达上百万亩。倘若再反思2012年(壬辰年)北京“7·21”大雨的教训,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壬辰、癸巳年重视北京的水患防范工作是有道理的。这个例子启示我们,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这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要求。只有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才能高瞻远瞩,深谋远虑,造福一方。Р 读书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只有将理论的普遍性与实践的具体性统一起来,才能有效地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误区。康熙意识到:“世之读书者,生乎百世之后,而欲知百世之前;处乎一室之间,而欲悉乎天下之理,非书曷以致之?Р”但是,“道理之载于典籍者,一定而有限;而天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世之苦读书者,往往遇事有执泥处;而经历事故多者,又每逐事圆融而无定见。此皆一偏之见。朕则谓:当读书时,须要体认世务;而应事时,又当据书理而审其事宜。如此,方免二者之弊”。这就是说,领导者读书必须有一种批判意识,因为治国理政是从当前的具体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实践中的问题往往是新的,在典籍中没有现成答案。书中的道理都有一定的前提和界限。一旦超出这个前提和界限,真理就变成了谬误。因此,领导者读书既要随时体察书中的道理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又要在解决新问题的实践中注意总结归纳经验,丰富自身的理论储备。以“知”来指导“行”,用“行”来检验“知”,知行并重,才能学以致用,运用自如,有所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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