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作画,摄入画面,即运用了“散点透视”;而西方绘画着重于焦点透视,它就像照相一样,观察者固定在一个立足点上,把能摄入镜头的物象如实地照下来,比较真实客观地体现了物体的形象。Р中西方文化传统、思维模式的不同,必然导致各自的绘画在审美观念上的差异。中国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中国文化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特别强调顺应自然,强调个人的“小我”必须融入民族的乃至宇宙的“大我”。这种文化精神反映在绘画观念上,就是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精神与物质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认为艺术的最高层次不是站在客体之外把握它的特点与规律,而是尽可能融入到客体之内去,最终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因此,中国画历来不以再现自然、悦人眼目为目的,而是重在“立意”,使作品成为画家修养、人格和情绪的载体。如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Р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局部)Р画家虽没有准确地再现现实景象,但却气韵生动,给人以豁达壮阔之感,带给人一种意境之美,充满诗情画意,回味无穷。Р与中国文化相反,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和哲学传统,大体上是以人与自然的对立,即天人相分的观念为基础的。在西方,人与自然的关系,或是神临自然、宗教的权力至高无上,或是人要驾驭自然、征服自然。这两者的观念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天人对立、天人相分的。从这种观念出发,西方人文理想的最终目标就是认识自然、征服自然;西方的自然科学自伽利略以来的400年间,都是在走一条分析的道路,总是不断地将客观物质世界一分为二。这种精神渗透到绘画艺术中,便体现为强调客观地表现现实对象。西方绘画总是把科学运用到绘画中,要求画家以客观的方式来把握自然,即画家所画一定要与他所看见的保持一致。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拉斐尔的《雅典学院》:Р雅典学院Р画家理智客观地进行构图,采用科学的透视学和色彩学来表现近大远小焦点透视和色彩的空间变化,形象的立体感很强,逼真肖似,具有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