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状态。不过,正是这种“缺失”,为启蒙运动留下了“解放”的空间。Р18世纪启蒙时代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启蒙的总体精神是理性主义,因此,作为启蒙运动之产物的启蒙文学也和古典主义文学一样强调理性。但是,启蒙文学的“理性”是从“自然法则”角度提出的人的天然拥有的全部知性能力,它可以帮助人不凭借任何外在的权威与力量(包括神与“人间上帝”的力量)去认识真理;启蒙文学肯定人的理智的同时又肯定人的天然情感的合理性。所以,启蒙文学肯定理性的力量也就是肯定个体的人的力量,张扬理性也即张扬人的个性,这表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人与上帝、人与王权、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新理解。卢梭是启蒙文学中既肯定理性又崇尚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典型。他否定了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的天然本性是善的和美的,因而一切发自自然人性(包括理智与情感)的要求与欲望都是合理的,而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现实存在)都是人性的污染物和罪恶的孳生地。他笔下的“新人”形象,既有天赋的良知——理性,又有天然的欲望——情感,因此,这些人物既能接受“美德”的制约,又不乏情感冲动所透出的自由愿望与生命意识,他们是富有主体精神的世俗化的“人”。歌德沿着卢梭的人文路线,丰富并拓展着“人”的观念。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寻找着情感与理性统一,寻找着既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又不与外在客体冲突,既满足个人欲望,又不违背社会道德律令的两全其美的道路。歌德的思考与莎士比亚有相似之处。然而,正如歌德同时代的康德所验证的那样,人的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之间处于二律背反的永恒矛盾之中,因而,人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浮士德一生执著地探索与追求,表现了他对个性自由与实现生命价值的乐观精神,但最终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这正是歌德关于“人”的理解与认识的困惑。但歌德通过浮士行的描写,把“人”的问题的探索推向了更广袤的天地。启蒙文学对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性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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