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意义上, 有效治理是以弱化权威体制的正式制度为代价的。(二)应对机制之二:政治教化的礼仪化改革开放 30 年来,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另外一个微妙且意味深长的变化是政治教化活动的礼仪化。无论是正式科层等级制度, 逐级包干制, 还是各类的变通做法, 对于维系一个辽阔多元的大国疆土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从国家的视角来看, 这一组织治理机制的局限性更为加剧了强化观念整合的迫切感。如果不得不在组织机制上把权力下放给下属官员, 如何能够让他们按照中央权威的意志和理念行事则更为至关重要,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治教化机制来实现。⑩当代中国 60 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 各种各类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层出不穷, 从中不难窥见国家建设中寻找维系权威体制的观念整合机制的种种努力, 以及共享观念与权威体制之间的紧密关系。然而如上分析, 面对多元剧变的社会, 这些努力收效甚微。首先, 经过“文革”反权威运动的荡涤, 传统权威与造神运动产生的新权威中心已经支离破碎。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 空洞的教化内容与人们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多元价值、扁平组织结构, 以及非正式权威磕磕碰碰, 难以和谐共处。因此, 我们注意到, 教化努力不得不越来越依靠组织的刚性束缚, 在科层制度的层层落实过程中, 从时间上、形式上和激励上加以硬性约束。而且, 这些硬性规定的活动随着领导层不断更换、不同任务角色的转变而愈发频繁, 但这些活动与人们的实际工作和行为却关系甚微,成为人们不得不参与的种种仪式。这些仪式化活动的另一来源是基层政府迎合自上而下压力的需要。从基层政府角度来看, 经营其管辖范围中的种种任务, 时常不得不以灵活变通甚至共谋而为之; 而面对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 如此“偏离”行为有着实实在在的风险。所以, 从规避风险的角度看, 在仪式上表现出保持与中央权威一致的姿态尤为重要。在各种基层场合, 这些仪式性活动比比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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