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牛鬼蛇神”的帽子。这种惨痛的历史记忆与痛楚延续下来,就使有的党内同志谈起批评与自我批评来仍然心有余悸,害怕因为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而最后却将自己彻底“打倒”。这是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难以正常、高效开展的重大历史肇因。(二)对传统批评文化在认知上有曲解。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就涉及到关于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开展批评的内容,谓之批评文化。在我国传统批评文化中,“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批评之道是被极力推崇的,对国家事务开展批评的“进谏”之道也是被认可的。但与此同时,对传统文化的曲解事实上限制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效开展。例如,传统文化是讲中庸之道、是讲“和为贵”的。由此,被一些人曲解为“一团和气”、“满堂和气”,曲解为“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好人主义。再如,传统文化是讲“言多必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祸从口出”的。由此,被一些人曲解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给自己找麻烦、是得不偿失的。凡此种种对传统文化认知上的曲解,是导致目前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到位的文化肇因。(三)党内庸俗关系学在背后作祟。中国人是很讲人情世故的,是很讲关系学的。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家国同构、熟人社会,历朝历代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从一个侧面表明:玩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能够“居庙堂之高”,搞不定必要的人际关系则只能“处江湖之远”。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庸俗的关系学。这种庸俗的关系学被人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党内人际关系的处理中,于是在一些班子、部门、单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对上级讲恭维话、对同级说客气话、对下级讲赞扬话、对棘手的问题讲含糊话,万不得已需要提出批评也通常是客气话开头、希望话结尾”的不正常境况,从而完全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真谛抛于脑后。(四)批评者私心杂念过重。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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